入夏后的京城，白天显得格外漫长。晚上7点出头，京郊的天色依然亮堂。

皎洁的月亮已经从西边升起，下山的太阳却仍散发着余热。

一列绿皮火车拉着上百节车厢的货物，从南面而来，缓缓驶向即将到达的目的地。

火车头上的鸣笛，呜呜作响了足足有十来分钟，才渐渐弱下。

就在距离铁轨不远的地方，一大片四四方方的建筑，被四面更加四四方方的围墙围住。

围墙正南面的大门入口处照壁上，刻着对绝大多数生活在1995年的中国人来说，都略显陌生的单位名称：中社科局附属研究生院。

这间以哲学和中国近现代史及党史理论研究著称的副部级机构，此时的职能定位还略显模糊。既不是纯粹的行政机关或者事业单位，也无法被看作是一家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。

毕竟天底下没有哪所大学，是只收研究生而不收本科生的。

不过机构内部的人，倒是对眼下这种明明连高考志愿代号都没有，却又有资格培养自己的硕士和博士的学术特权，感到不小的快意。

早些年社科研究在国内受压迫得厉害。且尤为糟心的是，这种压迫竟主要是来自底下，而非上面。在还没从中科局囊括万千学科的大系统中分离出来之前，归中科局直接领导的社科部门，每天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去和某些没读完初中就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世界的奥秘，满脑子只有非黑即白这一种思维模式的二傻子们解释：

社会科学也是草你奶奶的科学的一部分！

还有我们搞文史哲研究的人——不！是！骗！饭！的！

十年浩劫平息后，社科局终于挂上了独立的衙门招牌。

中国最顶尖的一批文史哲专家，总算再也不用担心那些干着种白菜的活却操着世界大同的心的人，一边口口声声叫嚷着“科教兴国”，一边又没完没了地给中科局领导写信，要求削减人文社科研究经费，甚至裁撤掉整个社科研究机构。

即便八十年代国内又掀起了一股“学好数理化、走遍天下都不怕”以及“聪明人学理科，傻子学文科”的舆论风潮，可彼时已经有了独立办公机构和经费来源的社科局，已经丝毫不惧这种口水仗。社科局在浩浩荡荡的攻击言论中岿然屹立，一直坚守到八十年代末，等到中国的热和国学热并起，社科局也终于等来了市场的春天。

笨蛋们没人搭理了。社科局自己的硕士和博士，则跟下饺子一样，成片成片地学成毕业，走上各要害部门的管理岗位。

满头白发的荀建祥站在办公室的书桌前，从顶楼眺望驶远的火车，没来由地想起自己这几十年来的辛苦，嘴角扬起微笑。他端起搪瓷杯，喝了一大口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冲了多少次的茶，然后低下头，看了摆在面前桌上的东西。

那是一份刚刚从沪城发来的传真。

“老师，郭老师说非要你亲自看看。”办公室里还站着一位四十来岁、文质彬彬的中年人。

荀建祥放下杯子，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，笑着说道：“你这个郭老师，好好的京城不待，大老远跑去沪城当什么校长，现在有什么事要联系还得发传真，你说麻烦不麻烦？”

年轻人似乎有点不给面子，笑着回答：“发个传真，也没多麻烦吧？”

“行，反正跑腿的也不是我，你就替你自己的老师说话吧。”荀建祥说着，拿起了传真。他看东西的速度很慢，寥寥一千多字，足足看了十来分钟才放下来。

年轻人马上问道：“荀老师觉得怎么样？”

荀建祥放下传真，摘下眼镜，很认真地摇了摇头，评价道：“不怎么样。前面的内容，也就是在方向上有点意思，可是论述太简单，完全看不出系统性。后面半段就是胡扯了，逻辑勉强自圆其说，不过怎么写着写着就成小孩子写作文了？你们老师发这东西给我，到底想干嘛？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荀老师，您还真说对了，这就是一篇考场作文。”

荀建祥眉头一皱：“怎么，你们老师家的孩子，今年有谁参加高考了，想找我求个人情？我跟你说，高考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种事别说我没门路，就算我有门路，这忙我也不帮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