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秘书如今已是“化药振兴办公室”的主任了，想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了。

华北药业的生生死死，宏观的俯视，并不重要。

国企要死的原因，并不是一家两家的没有被照顾到，现如今，国家能够给国企的政策，基本都已经给了，在往后的一二十年里，能活下来的国企，泰半是靠银行贷款续命的。

每年20堪称疯狂的通货膨胀，里面有多少是国企吃掉的，很难说得清楚。90年代的下岗潮，与其说是快刀砍乱麻，不如说是拔掉了呼吸机。

胡秘书与华北药业并没有利害关系，但他还是很担心华北药业等国企的反对。

对国企来说，拆分重组是仅次于破产的大事了，甚至比破产还惨。一旦拆分重组，这家企业也就约等于消失了，同时可能消失或产生麻烦的，还有企业的退休金、医保报销等等问题。

80年代可是没有社会医疗保险的年代，企业工人退休了，就从企业的老干部局、老干部处、老干部科或者老干部室里领钱，这些老干办每年还会组织一些活动，例如过节的慰问，参加各种老年班，前往外地修养和旅游等等。总的来说，企业越红火，老干办的待遇就越好，像是东三省的国企，早在七八十年代，就有组织前往三亚旅游和修养的，黑龙江省海南市也不是一天练成的。

企业好的时候固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，然而，企业糟烂了，工人同样是要一起倒霉的。旅游什么的就不用想了，过年过节的钱也别想多拿了，甚至被挪用了工资和退休金也变的很自然了。

国企改革的时候，冲在前面的经常不是年轻工人，年轻工人相对容易找到新工作，对于国企的变化也就不那么敏感，将要退休和已经退休的工人则是最不乐意的，因为他们的利益受损而没有补充。

拆分重组或者关停并转，对于国企工人来说，都是一样的概念。

一旦面临这样的窘境，工人们退无可退，必然是要闹一闹的。

一家工厂闹事也就罢了，如果是多家工厂联合闹事呢？

胡秘书可不想刚刚坐上“化药振兴办公室”的位置，就被人给赶下去。

但是，要是不做改革……不做改革，要他这个“化药振兴办公室”和主任又有何用？

胡秘书心中思量着此事，愁的一晚上都没睡好觉。

第二天，胡秘书的心情依旧难以平复，做秘书与做主任的最大区别，大约就是拍板时的抉择了。

一旦决定分拆重组华北药业等多家工厂，责任也就背在了身上。

责任这个东西，外人想起来轻松，自己想起来就沉重了。

旁的不说，普通人想想警察到自己家来，就担心的不行，以至于不敢作奸犯科。作为官员，做出影响无数家庭生计的决定，却毫不担心有没有人晚上来套自己麻袋，即使冒着警察上门的风险，依旧要收取贿赂，吃拿卡要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？

正是这样的大无畏的传承，才有无数的官员，做出意义重大的决定。

当机会指向胡池胡秘书的时候，胡池同志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，使他彻底的脱离了秘书的思维，成为了一名标准的官员。

胡池同志拿起了电话，打给了杨锐。

“杨锐啊，你说的计划，我还想和你再谈一谈啊。”胡池拿捏着语气，说出了推卸责任的潜台词。

“喂，喂，听不清啊，你是哪里？”杨锐望着没有来电显示的座机，很是无奈。

“你那边在做什么。”胡秘书更加无奈，话筒里全是嗡嗡的声音，令人发燥。

杨锐大声喊道：“我在开party啊，有外教和外企的人过来，趁机请其他人来，大家一起热闹热闹。”

“啥爬梯？”

“就是……音乐流水席。”杨锐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回答了。

所谓party，由主人提供食物和酒水，随时供客人取用，同时全场放出音乐，可不就是音乐流水席嘛。所不同的，也就是中国人习惯了有固定的席位，西方人喜欢随意走动罢了。

但换一个角度看，中国的酒席，若是规模大一点，菜过五味酒过三巡，所有人都开始站起来敬酒了，席位也就是个歇脚的地方罢了。

胡秘书却是出过国，留过洋的，此时才想到party是什么，对杨锐的比喻也颇为无语。

当然，更无语的是，我这么焦虑，你竟然在家里爽？

胡秘书觉得不能如此不公平，于是道：“你的音乐流水席开到什么时间？欢不欢迎我也参加？”

“当然，您如果愿意来的话，再好不过了。party到晚上11点左右吧，不能太晚了，会被邻居投诉。”杨锐笑一笑说。

胡秘书问了地方，挂掉电话，再打给楼下，要到了车辆，才施施然的走下了楼。

这么一个电话之后，胡秘书莫名其妙的感觉到了轻松。

杨宅。

“音乐流水席”是一个在80年代，看来很奢侈的行为。

食物和酒水就不用说了，好些人如今还没达到温饱状态呢。就是音乐也不容易。要让两进的院子都能听到音乐声，至少需要一个大的录音机——杨锐有日本人送的音响，才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但是，这可不是能在网络上下载歌曲的时代，想听歌放歌，还得另买磁带或cd，没有一样是便宜的。

对中国人来说，party简直是奢侈到了极点的行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