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浩东说：“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刚才你也看到了一份传真和一份电话记录，一位领导说，除了不该说的，其他什么都可以说。还有一位领导说，一是采访宜早不宜迟，二是尽量不用无可奉告一词，三是为防被断章取义，干脆采取网络直播的方式。你看到了，我的领导是很开放的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徐书记，听说你又进去了一回？”

徐浩东说：“（哈哈）美丽的玛丽娅，你这个又字用得好，但我要稍稍纠正一下，是我差点又进去了一回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这就是说，你又一次有惊无险，徐书记，能说说你进去时的心态吗？”

徐浩东说：“中国有句古话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所以这次并没什么特别的心态。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，三年半前是我自己整自己，这一次是别人整我，被别人设计诬陷的滋味不好受，但但的心情是非常坦然的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心情为什么会非常坦然？”

徐浩东说：“因为我干过什么事我自己知道，我没干过坏事，所以我心情非常坦然，就象中国古话说的那样，平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可是，鬼还是叫你的门了。”

徐浩东说：“时代不同了，鬼也与时俱进了，人更与时俱进了，人不怕鬼，人必将战胜鬼，事实也是如此，我就是战胜了鬼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徐书记，能说说具体案情吗？”

徐浩东说：“可以，整个案子基本上已经了结，等采访结束，我会给你一份案情通报，你可以使用通报的全文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徐书记，我还想听听你的遭遇。”

徐浩东说：“玛丽娅，在一个庞大的集体里，个人遭遇犹如浪花，一朵小小的浪花，不值一提，如果你一定想知道个人的遭遇，那你要先了解这个人，这样才更有意义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你说得对，这次采访的主题就是你，我想与世界上所有关心和关注中国的人一起，了解中国新一代官员的成长历史。”

徐浩东说：“我乐意让别人了解我，但是我要声明，我只是一个个体，只代表我自己，不代表一代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请用一个词形容你自己。”

徐浩东说：“……草根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你认为自己来自社会的底层？”

徐浩东说：“对，但不完全准确，我既来自社会底层，又不算是真正的底层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徐书记，你这话模棱两可，让人难以理解。”

徐浩东说：“是这样的，从广义上讲，我的父母都是工人，我是工人的后代，所以我属于社会底层。而从狭义上讲，我的父母是军工厂的工人，生活比一般工人要好，比绝大多数的农民更好，所以不能算是最底层。后来大裁军，军工厂关闭，我父母都成了下岗工人，我才变成了最底层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能说说你的父母吗？”

徐浩东说：“对我影响最大的正是我的父母，他们青梅竹马，是一个村的，十多岁就订了婚约。我父亲初中毕业后务农，接着当兵六年，后来转业到军工厂当了工人。我母亲读过一年初中，也务过农，与我父亲结婚后才进厂当了工人。他们二十年前就下岗了，为了供我读书，他们摆过地摊，看过大门，当过清洁工和保姆，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，他们才与我姐姐姐夫一起迁回了原籍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从普遍意义上说，父母才是最好的老师。”

徐浩东说：“对，老师教我们知识，但父母教会我如何做人，我母亲淳朴善良，我父亲忠厚老实，特别是我父亲，军人气质，严谨细致，勤于思考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硬是从一个学徒工成为八级车工，他的历史是部标准的励志剧。我认为，我的父母具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所有美德，我为他们骄傲，同时我也为自己骄傲，因为我比较好地继承了他们的美德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个人自己也很重要，既能自我成长，又能吸收父母的美德，还不被环境所影响。”

徐浩东说：“我同意你的观点，我反思过自己的成长过程，我觉得我至少是个幸运儿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你很幸运吗？”

徐浩东说：“是的，我出生于一九八一年，那一年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，象我父母所在的单位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得更为严格。如果按照政策，我们家已经有了我姐姐，就不应该再有我，所以我说我能来到这个世界，注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”

玛丽娅说：“是么，那你的这个幸运是违反政策得来的吗？”